阴也，柔也，义也，也，物之终也。

孙子第一次用精粹又生动的文字描绘了奇正的要旨：凡是展开军事行动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，在兵力的使用上，一般要用正兵去当敌，用奇兵去制胜：凡战者，以正合，以奇胜。具体内容是在正面战场坚守成皋、荥阳地区，阻遏项羽的攻势，并令彭越在梁地开辟敌后战场，配合正面，调动和疲困楚军。

总而言之，一切都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，当正则正，当奇则奇，因敌变化，攻守自如，从而牢牢地掌握战争主动权，进入驾驭战争规律的自由王国。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奇正相生思想，提出吾之正，使敌视以为奇。所以我们必须避开汉军的锋芒。这使得许多诸侯纷纷背汉归楚，刘邦的处境十分困难。这时，张良向刘邦提出建议，主张争取英布，重用韩信和彭越，从各方面结成反楚的强大势力。

但是由于项羽政治上的失策和军事战略上的错误，并未能有力地扼制刘邦势力的继续发展。是以疾雷不及掩耳，迅电不及瞑目，赴之若惊，用之若狂，当之者破，近之者亡，孰能御之。其中，底字作形容词用，的字作所有格用。

从最高善这个观念过渡到上帝存在，这就接触到存在问题。康德说：就理性对于完全系统的统一之要求而言，仅能以其中之一为最高目的。[11]361关于道德的形上学作为哲学原型，牟宗三认为其核心乃执的存有论和无执的存有论之两层存有论。此为对being的讨论，故为本体论。

由前者，成无执的(本体界的)存有论。[5]125 具体来讲，康德的设准包括三个：第一个乃意志自由，即，道德实践须以意志自由为前提。

按照康德对于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，智的直觉可使物自身直接呈现出来，但智的直觉仅仅属于上帝，故人类不可能认识物自身。而且，设准的设定使道德底形上学最终滑入道德的神学。人不仅能认识现象世界，而且也能呈现本体世界。就宗教言，是成圣，成佛，成真人：人虽有限而可无限。

第三个设准是上帝存在。其二，由人性而透至天地之性，透至宇宙万物的本体，此即涵盖乾坤。即，此类道德法则必须是普遍的。只有三义均完整地表达出来，方可为道德的形上学，否则便只可为道德底形上学。

[4]120质言之，以上帝存在为设准来保证至善的实现，必然归向以上帝作为信仰的道德的神学，而道德的神学不能真正解决至善问题。他说：你的行动，应该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。

因此，研讨理性之能力[1]575为其理论建构的前提。牟宗三的意思是，唯有依着中国哲学，才可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原型。

本心性体或于穆不已之道体性体是寂感真几，是创造之源，是直贯至宇宙之生化或道德之创造。既然物自身可以呈现，那么本体便得以确立，进而道德的形上学也便具有了可能性。绝对律令只有落实于道德生活，才可具有实践价值，否则它便只有理论价值。针对康德哲学的局限，牟宗三借助于宋明儒学，沿着康德所采取的道德的进路，通过肯认人可有智的直觉，不仅确立了物自身，肯认了意志自由，而且沟通了道德界与自然界，从而建构起真正的超绝的形上学——道德的形上学。道德的形上学作为康德未完成而存在于儒家的超绝形上学，即是这样一种基本的存有论。[13]469那么，为什么哲学原型不应有哲学相呢？在牟宗三看来，如果哲学原型有哲学相，便意味着其有系统相，而有系统相便意味着会有限制，即用系统表述不能说尽哲学原型。

康德虽是个例外，他采取了道德的进路，依着实践理性而展开建构，但遗憾的是，他只成就了道德底形上学，且最终滑入道德的神学。他说：我之所谓‘实践的乃指由自由所可能之一切事物。

因此，圆满的善是哲学系统之究极完成之标识。进而，牟宗三亦肯认康德哲学原型的概念，但否认康德建立起真正的哲学原型。

他说： 对无限心(智心)而言，为物自身。智的直觉所以可能之根据，其直接而恰当的答复是在道德。

其实，康德哲学原型概念的意义并不在于影响了某一种哲学，而在于它具有普遍的恒久的价值。但是，意志自由，在经验界或感触界，就是发现不出来的。[3]113他还说：一个人……在把德性和幸福结合起来以后，才算达到至善。牟宗三说：康德的构思只是一旁蹊曲径，不是一康庄的大道，只有辅助指点的作用，不足以尽担纲的说明。

就西方哲学而言，自苏格拉底倡导德性就是知识[7]90以来，许多哲学家将知识归属于道德目的之下，以扭转人们仅仅追求知识的倾向。其二，以设准保证至善的实现，缺乏道德实践的动力。

由此途径所朗现地决定的哲学原型正合乎康德所说‘哲学是把一切知识关联到人类理性的本质目的之学，也就是展露‘人类理性的两层立法之学。鉴于此，牟宗三继承了康德道德的进路，依着实践理性，致力于超越道德底形上学，扭转道德的神学的归向，以建立真正的道德的形上学。

因此，所谓道德底形上学，指关于道德的形上学研究，它还不是形上学。[1]575在康德，这个唯一的哲学体系实为哲学原型，因为它包含先天的规定吾人一切行动及使之成为必然者之原理[1]575。

我们不要把无限心只移置于上帝那里，即在我们人类身上即可展露出。……以宋、明儒词语说，前者是本体问题，后者是工夫问题。成圣、成真人、成佛以取得实有性即无限性，这便是‘实有果(本实有体起实践用而成的果)。就这样一种义理骨干的创造性而言，刘述先将牟宗三比作康德。

……一心开二门，西方传统开生灭门开得好，中国传统则真如门开得特别透辟而通达。不过，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康德，他们虽不满于人们只关注纯知识探索，而无视人类终极目的的至善，但是其思考方式却仍然属于知识论传统，故未能超越知识论进入形而上学。

因此，实践理性的重要任务是阐明道德的绝对律令。其三，现实生活通过实践可以具体、真实地体现上述二义，此即随波逐浪。

对此，他说：说人是‘创造的，因而是‘无限的，并非无意义，亦并非不可证成的。对此，康德说：人类理性之立法(哲学)，有两大目标，即自然与自由，因而不仅包含自然法则，且亦包含道德法则，最初在两种不同之体系中表现此二者，终极则在唯一之哲学的体系中表现之。